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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西风古韵

2018-08-22 23:28:17

张彤+杜汉超

摘 要:辽阔的疆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通达四方的驿路,使元朝的商品贸易非常活跃,其繁荣程度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时期中国与欧洲开始有使臣来往,商人与教士纷纷来华,自古构成的草原丝绸之路也空前繁荣,多元文化汇聚于此。因此,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元代文物呈现出多种文化风貌。

关键词:元代;造型;纹样;多元文化

元代作为一个通达四海的帝国王朝,经济生产获得极大发展,手工业生产中的陶瓷制造、矿冶业中的金银器、丝织业、玉器制造业等极大发展。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元代文物,其器形、纹样装饰与工艺技法在继承前代匠人技艺的基础上,吸纳中原和其他民族文化传统,又融入西方文化因素,呈现出多元文化荟萃的风貌。匠人们经过精雕细琢完成的一件件作品,凝结着元人的风尚追求、审美取向和情趣寻求,引领着那个时代的风尚。

1 造型

高足金杯多见于内蒙古地区的元墓中,在中部的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市多有出土。造型大体相似,杯壁或光素无纹,或饰花卉纹。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出土的一件高足杯最为精致,杯高14.5厘米,口径11.4厘米,底径7.2厘米①(图1)。杯由锤揲、焊接成型,敞口,深弧腹,喇叭状高圈足。口沿下錾刻一周缠枝莲纹,杯身腹壁三组海棠形开光内饰荷花纹,圈足下边錾刻一周卷云纹。

此器形最早见出现于北朝时期电动球阀
,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中出土了3件鎏金铜高足杯[1],杯身形状稍有差异,其中2件有算盘珠式的节。

1959年,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旗水磨沟发掘出土了2件高足杯[2],为银质,形制相同,其一高9.2厘米,口径9.4厘米,足径7.9厘米,圜底,下接喇叭状圈足。杯身除中间饰有一周凸起的折棱外,光素无纹(图2)。因同出一枚铸于东罗马皇帝列奥一世(457—474)时代的金币,由此推断此两件高足杯可能是东罗马银器,时期为隋唐或稍早。

陕西西安城郊的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出土了高足杯金、银各1件[3],其形与土默特左旗的相类,杯身圜底似碗,杯体带凸棱,高足为喇叭形,从足顶渐向外撇,高足中间有一细小的凸棱。

唐朝也有高足杯,据学者研究统计,中国出土及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唐朝高足杯共有30余件[4]。例如,何家村出土的一件狩猎纹高足银杯,通高7.3厘米,杯高4.9厘米,口径6厘米,足高2.4厘米,底径3.4厘米。杯体筒形,腹下为一托盘托住杯体,高足上部较细,中间有算盘珠式的节,下为喇叭形底足。

1954年,在赤峰市大营子村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有银鎏金龙戏珠纹高足杯[5],口径9.8厘米,底径4厘米,高4.5厘米(图3)。从此出土物分析,高足杯器形上产生变化,杯身宽浅,更似盘,圈足低矮。据学者研究,其与5—6世纪时中亚巴拉雷克壁画中人物所持的高足杯相近,虽相隔数百年,但由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中亚的某种余温残存在北部草原地区,融合于当地文化中[6]。

金元时期高足杯开始流行于北方地区。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出土1件金代高足杯[7],通高15.5厘米,口径9.3厘米。足部修长,口沿下端和圈足上分别錾刻一周卷草纹,相互呼应。杯腹三个开光内各錾一朵海石榴花,并用沙地錾出地纹以突出主体纹饰的立体感。南方也有出土品,1960年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邓万四郎”铭高足杯[8],尺寸稍小,高8.5厘米,口径为8.6厘米,足径4.6厘米。其造型腹部已加深,足渐变高(图4)。

高足杯并不是中国传统器形,在1世纪罗马帝国时代已出现并广泛使用,后传入中亚。6世纪末至7世纪前半期中亚地区也盛行。内蒙古呼和浩特毕克齐镇与高足杯同出了1枚拜占庭金币,据学者研究推断高足杯可能与金币一样是拜占庭的制品[9];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银高足杯,是萨珊帝国的输入品;而何家村出土的银高足杯是仿照萨珊的式样,在中国制造的仿制品[10]。唐代的高足杯可能是受拜占庭的影响,因萨珊控制着中国通往拜占庭的要道,不能排除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入辽后,器形产生的变化——杯身宽浅,更像盘子,似乎并未在唐代基础上产生变化,而是另有蓝本。金元以后,不但圈足变高,工艺上也少用打造而代之以錾刻的技法进行纹样装潢。

2 纹样

元朝器物中所用的纹样题材极为丰富,大致有动物纹、植物纹及其他图案等,其中有融入外来文化因素的纹样。

动物纹中运用较多的是狮纹,如内蒙古乌兰察布察右前旗元集宁路遗址出土1件青白釉狮戏球瓷塑[11],通高15.9厘米,基座长7.5厘米、宽5.8厘米、高6.2厘米。在一个长方形束腰的须弥座上蹲坐1獅,前足踩一绣球,作回首姿。狮子双目圆睁,阔鼻高隆,口大张,露出上卷的翘舌和獠牙。鬓角鬃毛后扬,下颌胡须下垂。颈下系一铃铛,至身后系成一花结带。整件器物采取堆塑手法,精准地塑造出狮子为球所戏、跃起舞动的间歇——伫立静止、回首观望的瞬间造型以及静中有动的活泼形象(图5)。内蒙古包头市燕家梁元墓出土的1件青白釉狮形钮器盖[12],高10厘米,底径8.6厘米,也塑造了一个回首伫立的狮子形象(图6)。

除立体雕塑之外,狮子形象还见于银器、玉器等器物的平面装饰。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南大城窖藏出土的狮纹银带扣[13],边框内錾出的浮雕式狮纹呈奔跑回首状水式模温机
,口衔绶带,脚下有一转动的彩球。匠人将狮子戏球瞬间的情态刻画得极为准确(图7)。

狮子纹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并经过中国人改造的典型纹样。狮子原产非洲、中亚和西亚。它的纹样出现在中国艺术中是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其时的形象比较写实,而且是带翼的,可能是缘于其形是从渺茫神奇、变形走样的传说中得来的。

在中国文献中,这种传说中的西方猛兽称作狻猊。至东汉时期,这种猛兽通过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的方式来到中国,人们对它有了直观的了解和接触。

魏晋时期,虽也有写实狮子出现,但数量有限,带翼的特征仍旧存在。它又是以一种被神化的瑞兽出现,推断是南朝人接受西域文化中的狮子图像的仿造物。直至东晋以后收银系统
,随着佛教的传播,具有印度风格的、守护在佛座两侧的写实狮子图象逐步被中国人所熟习。endprint

入唐以后,西域狮大量涌入中原,更多的人见到了真实的狮子,狮子图像便逐步褪去双翼,向写实性演化。狮子被刻画得逼真而气派:头披卷毛,张嘴扬颈,四爪强劲有力,神态盛气凌人。在雕塑作品中,蹲狮取代走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常见的狮子形象。

宋朝以来,狮子戏球(包括双狮、3狮和九狮戏球)成为器物装饰中的重要题材。狮子戏球是源于舞狮郎手中所持的球,它可以上下左右来回翻转。宋人期望时来运转、官运亨通,就将绣球与此祈望联系起来,以期仕途显达、大富大贵。

如果说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狮子已在宋元时期娴熟地完成了本土化改造,而出土于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明水墓1件辫线袍的装潢则是另外一番景象[14]。在袍服的底襟、下摆和两袖口处均为织出的头戴王冠人面狮身纹团窠(图8)。

由亚洲狮——西亚及印度等地区的热带草原上王者——这1生物特性所引发,“它在欧亚大陆扮演着英雄、神兽、王者的角色,是欧亚古代文化中气力、王权、天神的意味”[15]。公元226年,在伊朗高原上建立的萨珊波斯王朝以狮子象征皇权与王权是其惯用的题材。萨珊国与中国自南北朝到唐代都有频繁交往,在中国出土的萨珊古物中国王猎狮或与野兽格斗是最常见的浮雕内容。遗留于新疆地区和丝绸之路东段上的许多北朝至唐代的萨珊波斯织锦,也是以对狮和国王射狮为主要图案。

这类织有人面狮身纹的辫线袍是一种被称为“纳石失”织物。“纳石失”本是波斯语的音译,是指以片金线和捻金线织出图案,是一种极其贵重的织金锦。用金线显花,全部织物呈现富丽堂皇的效果。因蒙元时期在战争中俘获了大批来自西域的善制金线、善织金锦的锦绮工,故其制作工艺及装饰带有浓郁的西亚文化风格。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有1件梵文鋬耳银瓜杯,高4.9厘米,短径8厘米,长径11厘米。其形似剖开的半瓜,底心平,其外装饰瓜棱的纹路。在杯内底饰一梵文“吽”字。一侧有弧形鋬手,下以环耳为支持(图9)。

从同类型器物出土地域分析,南北均有,此为最具元朝特色的杯型[16]。其他类似出土物还有湖南省益阳八字哨元代窖藏中出土的银鎏金的瓜杯,也在底部饰一个梵文“吽”字[17](图10)。河北省沽源梳妆楼元墓也出土一件类似银杯[18]。此杯式样与宋朝盛行的瓜杯或桃杯相干,在两宋祝寿风气盛行时作寿酒之用。至元代,定型于瓜杯。瓜指甘瓜、果瓜等甜瓜,也是南北共赏的题材,元人选瓜瓞形象大概取其瓜瓞绵长之意。

6字真言为唵、嘛、呢、叭、咪、吽六字,被认为是观音菩萨吟诵的咒语,吟诵它可以使人摆脱6道(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轮回的苦难。分析现有器物上的文字,刻梵文“吽”字较多见,吽字是六字真言的咒尾。在藏传佛教密教一种短小的经文中,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够派生多义的梵文字符——种子字。“种子”在佛教中借喻为现象生起的根据,在密教念诵的仪轨中,种子字则是代表佛教经义、佛、菩萨的最简单的符号。梵文“吽”字正是象征本尊毗卢遮那的梵文种子字,它含有密教万法、吟一遍就等于诵万法之义。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窝铺乡盛家窝铺窖藏出土的银带板上有迦楼罗的形象(图11)。带板长5.9厘米,宽5.4厘米,厚2.3厘米[19]。人格化的迦楼罗双手合于胸前,喙嘴尖锐锋利,头戴扇状的羽冠,身后为宽大的、振羽张开的双翅,双爪欲捕捉爬行于两朵灵芝仙草间的长蛇。

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银行征集到1件金帽顶饰,高4厘米,直径4.6厘米。顶部是由四个迦楼罗和四个力士相间排列,下层为一圈伎乐形象,底为莲纹座。上层的迦楼罗头戴羽冠,喙嘴尖锐,两手分开各立于胸前,宽大的两翅作振羽欲飞状(图12)。

迦樓罗又称金翅鸟,源自印度古代神话传说,为佛教天龙八部之一。佛经上对它的描述:人面鸟嘴,牛角,腰以上人身,以下是鸟体,两角间饰以摩尼宝珠,身上还有耳环项圈、璎珞臂钏等饰物,双翅展而欲举。因翅膀是金色的,故得金翅鸟之称。两翅舒展可达三百六十万里,能用清净眼观察天海龙王宫殿,奋猛有力。看到哪条龙男龙女的寿命将尽就分海下水捕食之,所以画面上会有口衔或双爪正抓着一条扭曲的毒龙形象。它是密教五方佛北方羯摩不空成绩佛之坐骑,寓意为能观十方世界、5道众生,佛法可破除一切障碍,所向披靡。迦楼罗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唐朝壁画上,玉雕的迦楼罗见于辽代,均为传世品,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市文物公司各收藏1件,内蒙古未见玉雕迦楼罗的实物。清代以来,其形象多出现于佛像背光的雕刻中。

元代器物中佛教文化因素较常见,赤峰市敖汉旗敖音勿苏乡朝阳沟出土的宝杵纹金冠饰,长9厘米,宽4.2厘米[20],其上一宝杵纹居中,二龙相向(图13)。同出的另一件金盒,直径6.5厘米,高1.8厘米,面上有十字交杵纹(图14)。另外一套嵌宝石金冠饰共有9个组件,其中的2个饰件也錾刻宝杵纹(图15)。

金刚杵是梵文伐折罗的音译,原为古印度兵器之一,后被密宗收为法器。印度古代传说,有位饮酪仙人死后骨头变成了金刚骨,帝释天用来制成了金刚杵作为法器。金刚杵在佛教密宗中代表坚固、锋利之智,可断烦恼、除恶魔,代表佛智,有不性、空性、真如、智慧等含义。

金刚杵有独股、三股、五股和九股的,以5股为多见。两个金刚杵垂直交叉呈十字形,称金刚交杵。据佛经记载,若要使修法有成就,修法时的坛城外院四角要各安置2个金刚杵,交叉如十字形。出土的几件元朝金饰上均以宝杵纹为装饰。元代藏传佛教盛行,元朝进行手工业生产的机构将作院设立“织佛像提举司”,专门织造宫庭佛像,因而可知藏传佛教装饰艺术备受推崇,其影响力自然渗透到其他器物的装潢上,这类状态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出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察右前旗集宁路故城窖藏中的1件织锦被面,长204厘米,宽118厘米[21],边框外饰一周缠枝牡丹纹,内芯以格力芬瓣窠图案为主,以龟背纹为地(图16)。此瓣窠内的格力芬是鹰首、羊身带翼的怪兽,体相背、头部反转相对,匠人将羊身、足蹄刻画得憨态可掬。据同出的另外一件提花绫上有“集宁路达鲁花赤总管府”的墨书题记,表明窖藏的主人与元代集宁路的最高军政长官达鲁花赤有关。因集宁路为下路,达鲁花赤及总管的品秩为从三品[22],其夫人是这些丝织品的具有者。endprint

此种头长两角、似羊蹄的四足、尖嘴似鹰、身上长翅的格力芬是西方传说中的神兽。据学者研究,羊首格里芬或带翼羊“其形象是以西亚和中亚地区的亚洲野山羊为原型而添加翅膀。这类格里芬是偶蹄有角的格里芬:偶蹄可与狮身区别,有角是本身特点。它的角,既有按真实形象作两角者,也有作两角并合或一角者,形状一般是向后曲折”[23],是亚述、波斯和中亚地区流行的格里芬。这种图案唐朝就已出现,在元朝织物中以格力芬为题者较多。但这件格力芬造型特别可爱,边框上的牡丹纹也是典型的中原样式。整件被面用两个半幅拼接成一幅完全的画面,中间格力芬图案位置不差丝毫,这件锦被是吸纳西方文化因素的产物,为元代丝织工艺的佳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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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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